日光流年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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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不知死，焉知生」，「日光流年」既是時間的意象，也是一次直面死亡的宣言。人生無非兩件大事：忙著活，或忙著死，有時候，掙扎地活著比決絕地死去，需要更大的勇氣。 

小說講述了三姓村人如何對抗死亡的悲壯故事。村裡的人初時與別的人世一樣，人畜兩盛，生命也都活到八十歲，但是一代一代的出生與消亡，壽命卻慢慢銳減。從前村人多患上黑牙病，關節病，彎腰駝背，骨質鬆疏、肢體變形，基至癱瘓在床。後來甚至大都死於喉堵症，壽命從六十歲減至至四十歲，終於到了人人活不過四十歲，外界不與三姓村通婚往來、由他們自生自滅。一代代的村民在村長的領導下找尋治病的偏方，毫無所得。到了村長司馬藍這一代，他斷定村人的病因是水質不良，因此號召開山修渠，引進百里以外靈隱渠的活水。他發動村中的男人到城裡為燒傷的人賣皮，女人到妓院賣淫，有者還賣婚、捨身，希望以此換來皮肉錢，作為村開渠引水的資本。然而等到村人開通靈隱渠，引進的水源卻是髒臭不堪......。 

由死及生、為生而死、死而向生、生而向死，人人無法逃避這種生死循環的宿命，悲劇就此展開了。旱災、蝗害、饑荒……死亡發生之後，一切才是開始，沒有結束。

作者簡介

閻連科

著名作家，1958年出生於河南嵩縣，1978年應徵入伍，1985年畢業於河南大學政教系、1991年畢業於解放軍藝術學院文學系。1979年開始寫作，主要作品有長篇小說《情感欲》、《日光流年》、《堅硬如水》、《受活》、《為人民服務》、《丁莊夢》、《風雅頌》等8部，中、短篇小說集《年月日》、《黃金洞》、《耙耬天歌》、《朝著東南走》等10餘部，散文、言論集5部；另有《閻連科文集》12卷。曾先後獲第一、第二屆魯迅文學獎，第三屆老舍文學獎和其他國內外文學獎項20餘次。其作品被譯為日、韓、越、法、英、德、義大利、荷蘭、挪威、以色列、西班牙、塞爾維亞等20種語言，在20多個國家和地區出版。2004年退出軍界，現供職於人民大學文學院，為教授、駐校作家。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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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以惡疾，以身體的病變來影射一個社群的頹廢，是當代大陸小說常見的主題。《日光流年》尤其讓我們想起了李銳的《無風之樹》。李銳筆下的山西呂梁山山村裡，所有居民都染上大骨節病，成年人也形似侏儒。他們生活在封閉的環境下，一籌莫展，世世代代忍受不可知的宿命，直到一個健康的女人逃荒來到山上，引發了一場駭人的公妻鬧劇。作為敘事者，李銳寫山村村民的無知與無助，喟嘆之餘，卻也保持蒼涼的抒情距離：所謂「念天地之悠悠，獨愴然而涕下」。 

與此相比，《日光流年》的喧鬧與庸俗活脫是話本小說口氣的延伸。三姓村民的意志力不能不令人瞠目以對。外面的世界無暇顧及他們的病痛，但他們不甘坐以待斃，在村長的號召下，他們展開自立救濟。然而事與願違，他們越是努力，越體驗了一切嘗試的徒然。 

值得注意的是《日光流年》的倒敘形式。小說從司馬藍的死亡寫起，上溯到他的出生，再上溯到三姓村其他世代的抗病努力，所以司馬藍的故事是一節節後退的方式，逆向發展，他的出生必須含蘊在他的死亡裡──一切的生命都是倒退歸零，都是生命的否定。閻連科的實驗未必完全成功，但他的敘事結構是他歷史觀點的重要線索。在司馬藍之前，藍百歲帶領全村村民翻地，企求改變土質。為此他的親弟弟累死在田中，而他的親生女兒也被送給了公社主任。藍百歲之前更有司馬笑笑不畏饑荒和蝗災，發動村民廣種油菜；還有第一代的村長杜桑則鼓勵村民大量生育──人多好辦事。凡此都不足以破解三姓村民四十歲死亡的大限。司馬藍死後，他們的命運想來仍是如此。 

閻連科以工筆刻畫三姓村各代的艱苦卓絕，他的敘事「黏黏稠稠」，本身就濃得化不開。三姓村村民在劫難逃，但是他們前仆後繼，一輩又一輩的犧牲奮鬥。《日光流年》讀來幾乎像是世紀末中國群眾版的薛西佛斯神話。閻連科自謂藉這樣的描寫「尋找人生原初的意義」。但已有評者指出，小說內裡包含一個虛無的烏托邦邏輯。三姓村人故步自封，唯村長之命是從，他們進行一場又一場的抗爭，注定墮入徒勞無功的輪迴。敘事者越是要轟轟烈烈的渲染村人的慘烈事蹟，反而越凸顯了理性的消磨，救贖的無望。 

回到前述的露骨寫實主義與受虐欲望邏輯，我要說這也許正是閻連科鄉土敘述的美學本質：三姓村的故事說不盡，講不完，因為他們的苦難還沒有到頭，也到不了頭。他們與死神搏鬥最大的本錢，就是不怕死。但故事的前提卻是他們等待死亡的必然到來，還有延長等待的時間。是在這延長般的等待中，閻連科調著方法將同樣的故事做不同的講述。受苦，或是自虐，是敘事得以持續的原動力，敘事存在本身就是預知──也是預支──死亡紀事。 

三姓村的百姓在大家長的帶領下與宿命搏鬥，然而耙耬山區的土地不能帶來生機，靈隱渠的水竟然是腥臭無比的死水。《日光流年》最後寫了一則犧牲與代價之間的詭異交易。不論薛西佛斯式的存在主義，還是愚公移山式的毛記神話，都不能完整解釋閻連科的受苦哲學。如《年月日》、《耙耬天歌》所示，當人成為他所種植的作物的肥料，或是促進子孫健康的良藥，生與死的秩序已經顛倒。「置之死地而後生」：閻連科的版本不折不扣是個詭譎的教訓。這個教訓在《日光流年》達到高潮。死亡是敘事的開始，而不必是結局。 

──王德威（美國哈佛大學東亞語言及文明系Edward C. Henderson講座教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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