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九二○年代，日本發現Qanituan（加年端）的祭事曆。殖民當局對木板上的圖紋感到吃驚，他們從未見過臺灣原住民族使用文字或符號，何況是深山裡的布農族。祭事曆引爆關注，成為燦爛博覽會的展覽品，報紙大肆報導。

十九世紀末，出於某種驅力，Laung Mangdavan 創造祭事曆。四十年後，臺灣總督府視學官橫尾廣輔彷彿印第安納．瓊斯，似乎為了證明某事，狂熱搜找更多祭事曆……

二○一九年，本書作者王威智參與文化部文化資產局「布農族音樂Pasibutbut特展——來自Mai’Asang的聲音」，撰擬文案與展覽手冊。這項工作讓他更深地認識pasisibutbut這首傳揚島內外的古謠，理解布農族以這首沒有歌詞的詠歌傳達了對小米的崇愛與珍視，還意外遇見祭事曆。曆板古舊，其上斑駁的圖紋勾起多年前他偶見「布農文字」的記憶。

展覽結束後，王威智加入文化部推動國家文化記憶庫計畫「布農族祭事曆原鄉的故事」團隊，二度走上關門古道，行前偕同各路夥伴拜訪花蓮縣萬榮鄉馬遠村、南投縣信義鄉地利村的布農族耆老，聆聽他們所知的祭事曆，也前往臺灣大學人類學博物館與國立臺灣博物館的庫房親睹沉默了幾十年的祭事曆。

一開始王威智關注的焦點是祭事曆裡的「繪文字」，這是日治時期以來關於祭事曆的傳統討論課題之一。隨著拼湊局部且碎散的關於祭事曆的記載與描述，他漸漸將目光轉向可能為祭事曆創造者的Laung Mangdavan與其時代。一個本來不需要書面紀錄的口述傳統及其執行者，何以一夕之間殫精竭慮創造「文字」？Laung Mangdavan可能遭遇或預見了某種挑戰。

英國史家湯恩比（Arnold Joseph Toynbee）曾提出「挑戰與回應」之論，認為民族、文化、組織與運動都有面對挑戰、陷入危機之時，回應挑戰的方式決定如何處理危機，而後者決定結果。湯恩比歸納了四種回應的方法：退回過去；對未來產生白日夢式的憧憬；自我封閉，以神秘經驗處理挑戰帶來的衝擊；直視危機，試著將之化為有利未來發展的元素。

那麼，祭司Laung Mangdavan遇到什麼挑戰？

一八八七年，「集集水尾道」（即關門古道）開通，這是清帝國最後一條「撫番道路」，為「牡丹社事件」後清帝國面對國際挑戰的回應之一。這條橫貫道經過Qanituan，未收「撫番」之功，反而可能成為丹大溪流域的「挑戰」，從而觸發布農祭司Laung Mangdavan的戒心。

身為一名祭司，Laung Mangdavan深知傳統文化的核心在於他所維繫的祭儀，外力進入令他擔心傳統崩壞。面對可能的挑戰，他選擇「直視危機，試著將之化為有利未來發展的元素。」設法將無形的口述傳統化作有形的書面紀錄，是他回應的方式。

發前人所未發，祭事曆誕生。

幾乎可以斷言，Laung Mangdavan動用了一己所能動用的智慧、創意，以及勇氣。

牡丹社事件後，清帝國修築了不少「撫番道路」，經過許多部落，似乎僅有Laung Mangdavan對外力可能引發的文化危機作出積極的回應。無論預見什麼，Laung Mangdavan必然是不凡的智者。

本書原題「iși-lu-lusɁan（布農繪曆／祭事曆）——看不見的符號／文字系統及其消殞」，以祭事曆的源流與去向，及布農族的小米、信仰、神話等傳統文化為兩大主題，交錯探索，旨在描述此一器物的「開創／局限」、「傳承／斷裂」等雙重特性。幾經修訂，最終改題「看不見的文字」，實為向一名勇於回應與行動的布農祭司致以誠摯的敬意。

作者　王威智　臺灣大學中文系畢業，東華大學創作與英語文學研究所MFA。1995年參與編輯李明亮先生《臺灣民主國郵史及郵票》一書，多年後改寫為《臺灣老虎郵：百年前臺灣民主國發行郵票的故事》。著有《神父住海邊：裴德與AMIS的故事》、《越嶺紀》、《凡人的山嶺》、《製圖師的預言：十六世紀以來關於花蓮的想像》、《我的不肖老父》等。