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年代初蘇聯方才撤軍，塔利班又趁著內部混亂的局勢崛起。革命英雄阿曼夏憑其過人膽識，在動盪不安的年代，率領潘吉爾峽谷內的民眾，抵禦各方侵略野心，為追尋阿富汗境內的和平而努力。一名西方記者費盡千辛萬苦，來到宛若世界盡頭的高地，有了一次與阿曼夏的簡短對話，兩個世界的交集從此展開……。

敘事主軸有二：一是游擊英雄阿曼夏運籌帷幄，捍衛境內的和平，描寫動蕩的中東局勢，很有臨場感；二是瑞士記者，即敘述者「我」，曾參與左派思潮運動，後來為了追尋英雄的足跡而遠赴阿富汗戰地採訪。

此書不但對主角阿曼夏與那個動盪年代的血淚多所著墨，在作家充滿張力的筆鋒刻劃下，實則蘊含了濃厚的人道關懷與反戰精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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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ugen Sorg（瑞士記者、作家）

還記得那是個美麗的秋天早晨，我在辦公室裡，電子郵件中突然出現一封陌生人的來函。那是一名台灣女子，她希望能把我對阿富汗人馬樹德的報導譯成中文。這真是個意外的驚喜，我欣然答應。事情至今已有十年前，當時我並不知道，這個奇遇會演變成一本書的出版。

馬丁．布伯說，人生就是邂逅。是啊，我，一名瑞士記者，和馬樹德的邂逅是經過再三波折才成就的。對他訪談的時間並沒延續太久，之後，我們分道揚鑣。我們又是彼此不相識的陌生人，過著各自的生活，好似那場見面不曾發生過一般。我們幾乎同樣年紀。我是個自以為是，生活在富裕瑞士的冒牌革命者，直到今天，我的生命不過是些小傷、小痛、小喜的結合；而馬樹德的一生卻遭遇多少殘暴與慘酷的雕琢與刻劃，最終結束在連神都要離棄的阿富汗。

我和馬樹德之間活沛的對比與巨大的差距，不但對敏如造成相當大的震撼，更如影隨形地在她的生活中翻攪，她必須把這種瘋狂（如她自己所言）寫下，才能擺脫所受到的糾纏與盤踞。

馬樹德的死訊是我在前往安哥拉途中接獲的，那是我寫他的故事刋出兩三天之後的事。而文章出刋以前的一個月，我就在他遭到暗殺的同一房間裡對他進行採訪。嚴格說來，我和馬樹德之間從未開始有一般人與人之間的邂逅，所以也就沒有所謂的結局。直到敏如打算寫出我和他的故事時，我才又和馬樹德相遇，而且是在一場夢幻中，在一種即便事件多少與事實相符，卻是那麼離奇甚至荒誕的夢境裡重逢。

敏如是第一位，也很可能是最後一位徹頭徹尾知道我人生的人。「英雄不在家」內容中的一半承載我的生命史，現在就要跋山涉水千里迢迢地去到我不熟知的台灣。這個事實多麼奇特！

「如果你只看到一個個的個人，這就和從月球上看人沒什麼兩樣。唯有把人和人一起看，才會是一幅真實的畫……看到一個人和另一個人，也就看到兩個有活力的個體，而人就必須是如此，共同，齊力：給出、收受；攻擊、防禦……」布伯說。

我怎麼知道自己會去採訪阿富汗的游擊隊長？我怎麼知道我會答應敏如的要求，而對她講述我的人生？又怎麼知道由敏如所編織的故事會去面對華語讀者？

三場邂逅，是啊，真是三場稀有的邂逅啊……

──Eugen Sorg

顏敏如的創作態度是嚴謹的，為了體會她筆下英雄人物生活背景，她遠到興都庫沙漠旅行，一筆一筆琢刻英雄的血淚史蹟，那是一枝藝術的刀筆。

她生活在高度經濟發展的瑞士，卻對人類獻出勇氣、毅力，甚至生命的英雄人物刻意深入地描寫，她見到一片悲慘的世界，與她生活的瑞士迥然相異；饑餓、貧窮、戰爭、骨肉流離失散……這些筆下人物佔據她生活的空間，日思夜夢……

顏敏如的哲學不是超脫世事，她將人生的苦難背負在自己的肩上，她雙眼流著的眼淚，一點一滴是對生命的憐憫與痛惜，崇拜英雄與內心的英雄意識，也是基於英雄雖不以佛學普渡眾生，卻以出生入死的勇氣去解救人生的苦難。

在小說結束前有一段描述：「我站在平台上，四周是綿延的高山，一股冷從我體內逐漸昇起，那不是讓人顫抖的冷，是種絕望。」

這是一段極為沈痛又極為精緻的描寫。翻閱顏敏如的小說，讀者逐漸離開世俗的世界，進入文學昇華的境界。

──呂大明

《英雄不在家》的長處在於小說中「我」與「你」的故事，及其所屬的兩個世界可以形成一種對照或審美的張力。

我們所處的時代，似乎是一個悲劇已經衰亡的時代。在文學中，與原型悲劇英雄大相逕庭的「反英雄」大行其道，更有甚者，是嘲弄英雄的犬儒主義的聲音有成為文學傳聲筒之虞。實際上，在現代民主社會，「悲劇的死亡」並不像某些理論家所估計的那樣樂觀，在專制社會或前現代社會，社會衝突仍然在和諧的假面下劇烈地醞釀和爆發，悲劇時而發生，悲劇英雄仍然在場。令現代社會頭痛的恐怖主義，更是悲劇的雪上之霜。

處在和平社會的作家，以開闊的文學眼光來觀察、比較和描寫本土以外的世界，是他們的文學有可能步入崇高文學殿堂關鍵的一步。生於臺灣的顏敏如，走出了「睜眼看世界」的第一步。這對於作家，尤其是那些囿於「鄉土意識」的臺灣作家來說，無疑是具有啟迪意義的。

──傅正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