星期五最後一班高鐵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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何曉嵐，二十九歲，台中人，在台北一間品牌設計公司當資深設計師。她不是傻白甜，也不是女強人——她是那種「能力線上、存款焦慮、週一還沒到就開始預感週日憂鬱」的台北上班族。唯一跟同事不一樣的是：每個星期五，別人衝去喝酒唱歌，她衝去台北車站趕那班 22:00 的末班高鐵。因為台中有一間叫「晚香」的老式自助餐，是她爸留下、她媽一個人撐著的店；店名取自她爸生前愛在店門口種的晚香玉——那種花白天不起眼，要到夜裡才香。

五年前那個星期五，她加班加到差一秒就要看著末班車關門，月台上一隻手把她拉了進去。那個人叫簡恆，三十二歲，台北新創公司的後端工程師，話少、面癱、手機永遠是 Android、訊息永遠只有三個字「到了嗎」。她花了好幾週才發現，他們搭的是同一班末班車、回的是同一座台中城——只是他從來不說他回台中是為了什麼，也從來不帶她回他的家。

於是這對人,把戀愛談在了第 10 車的 19A 和 19B。互帶高鐵便當、記得對方的靠窗位、在台北週間的巷口假裝偶遇、在台中週末的審計新村牽手——五年，靠著每個星期五那班末班車，過成了一種「下一班見」的週末夫妻。

直到人生開始換班次。

簡恆的父親一通凌晨三點的電話中風倒下，他連夜辭了台北的工作回台中，接下那間他躲了十年的「簡記鐵工」。從此換成何曉嵐北漂、換成她週五趕末班車南下。而就在這時，台北的公司把一紙新加坡外派令、連同一個她追了七年的總監位子，放到她桌上——對面那座海，比高鐵遠太多了。

兩個曾經一起趕末班車的人，第一次站在月台的兩端。一邊是她終於掙到的前途，一邊是他終於回得去的家，中間隔著一班再也對不上的車。某個星期五，何曉嵐站在月台上，看著那班末班高鐵關門、開走，她沒有上車。

這不是一個轟轟烈烈的故事。沒有壁咚、沒有豪門、沒有大雨中追火車——剛好相反，這個故事講的是兩個很會趕車的人，怎麼學會「不趕了」。有的是一張收了五年的票根、兩個靠窗的位子、一句「下一班見」，和兩座城市之間，那段他們終於決定要住在一起的距離。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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