數位時代 09月號/2022 第340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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日企拚創新轉型、釋出市場與技術，
成台灣轉骨最好時機
勇闖新日本

充滿「台味」的力量正在日本蓄勢待發，新創公司圍繞著東京，在港區、中央區、澀谷區插旗，企業則追求與日本有更深度的合作，甚至是併購，日本的開放與創新，給了台灣什麼機會？

【編者的話】

日本創新的兩難與台灣機會

一九八六年，時任英特爾（Intel）營運長的葛洛夫（Andy Grove），在某天走進執行長摩爾（Gordon Moore）的辦公室，討論困擾公司已久的問題。當時記憶體事業占英特爾營收過半，卻也是造成連年虧損的主因，而微處理器的占比雖不高，但成長性和獲利都看好。

「如果新的董事會組成，你覺得會做什麼決定？」葛洛夫問摩爾。「開除我們兩人，然後砍掉記憶體，全力發展微處理器。」摩爾回答。葛洛夫提議，既然如此，乾脆兩人離開辦公室出去繞一圈，假裝被開除，等回到辦公室就做該做的事：砍掉記憶體，全力發展微處理器。這也奠定日後英特爾在CPU的霸業。

當時造成英特爾和美國記憶體同業夢魘的，是來自日本的NEC（日本電氣）、日立（Hitachi）、三菱（Mitsubishi）、富士通（Fujitsu）和東芝（Toshiba）等，在1980年代實現技術上的後發先至，在成本大幅領先。但這段榮景並不長，只維持到1990年代初期。

1985年的《廣場協議》（Plaza Accord），導致日圓在其後幾年大幅升值，這一方面加大日本企業的海外購買力，方便收購國外固定資產和公司，另一方面降低日本產品出口的競爭力，包含半導體和資通訊產品在內，從頂峰轉為30年的下坡路，之後被韓國和台灣超車。日圓升值不是日本產品失去競爭力的唯一原因，還有創新模式。1992年開始，日圓步入漫長的貶值過程，但日本製晶片和電腦的市占率仍一路下滑。

個人電腦從1981年IBM推出第一台開始，就走開放創新和水平分工的路，與先前的大電腦從處理器、記憶體、作業系統到應用軟體等，都由一家公司完成的垂直整合內部創新不同，而垂直整合是日本企業習慣且擅長的模式。晶片業從1990年代開始，也大規模走向水平分工，特別是設計和製造分工，又給日本企業一道解不了的難題。日本曾經有很棒的電子產品。東芝的薄型筆記本，是20年前外商高管做簡報的標配，比蘋果的MacBook Air早了好幾年；富士通筆記本的鍵盤，精細計算工學，回彈力最舒服，是許多工程師的首選。東芝研發出的小型移動硬碟，曾放在倉庫好幾年沒有用途，直到蘋果創辦人賈伯斯（Steve Jobs）為了尋找適合iPod的關鍵零件時，託人輾轉才找到。是要自主創新，還是開放創新，對日企是個問題。是漸進式創新，或破壞式創新，這是另一個問題。也因此，從新創到傳產，台灣有了機會。

本刊副主編陳君毅和攝影組召集人蔡仁譯，在這一期的封面故事中，帶回他們在日本現場的第一手觀察。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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